，既允许无地农民开荒垦地，又改善了灌溉条件，田地得到了大幅度开垦。截至变法后期，全国新开垦田地3.3亿亩（《中国经济通史》）。

据统计，宋帝国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和成都府路，是全国田地垦辟最多的地区（《中国经济通史》）。——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在千年之后，依然属于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其中，两浙路更是宋代开垦田地最多、质量最高的地区，“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南宋末年达到“浙间无寸土不耕”，可见即便是到了宋朝末期，百姓赖以口食的粮食生产也丝毫没松懈。

其次，宋帝国还把开垦田亩与官员的业绩考核挂钩。为鼓励农业生产，宋帝国除了借耕牛、稻种给农民，免除农具税、耕牛税等，还注重发动官员对粮食生产的有效领导。

宋仁宗天圣年间，极其重视开荒垦地，对地方官员提出了明确要求，“每下赦令，辄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垦为言”，而且，制定出操作标准，地方干部能“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以上，议赏”，也鼓励国家机关发动有资源的干部策划组织开荒，“监司能督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宋史》卷173）。如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川陕宣抚吴玠组织重新整理了废弃的田地854顷，获得朝廷全国通报表扬。有宋一代，鼓励开荒创业的官方政策长期执行，效果明显。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宋代的淮南、淮北地区，是南宋边境，常有战事，百姓纷纷逃离，但是“两淮土沃而多旷”，人少田多，于是浙江农民常常在秋收季节，“以小舟载其家之淮上”去帮两淮地区的田主收割稻子，收成各得一半。绍熙末年，两淮的田亩受到水涝影响，很多无法栽种水稻，淮东管理粮食的官员陈损之组织百姓修筑了一百多里长的堤坝来抵挡水涝，蓄积水源，变水涝地为耕地，“得良田数百万顷”。皇帝给蓄水堤坝赐名“绍熙堰”，晋升陈损之为淮东转运判官，相当于副省级官员。顺带说一句，南宋政权为了笼络边境地区的民心，巩固两淮一带的边防，对于两淮地区从事耕种的农民常常免除租税。

再者，宋帝国还积极兴修水利，开展试验推动粮食增产。

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对改善宋帝国的农业水利环境居功甚伟，此不赘述。说个《宋史?食货》中的故事，北宋何承矩在做雄州知州时，该地洪涝成灾，他建议趁势多挖水池建塘坝将积水聚集起来，“大作稻田以足食”。在北方栽种水稻，很多人笑话他异想天开。临津县令福建人黄懋却很赞同他的想法，特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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