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不喜欢革命，而是支持立宪。

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它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结果连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本来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这一点，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广大留日学生因清廷“假立宪”而由支持“立宪”到倾向“革命”的转变，确实，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传。所以1907年初他发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确是一语中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在此种情况下，立宪派都不能不倾向革命，革命就成为“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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