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势。攻天下者，原情准理而天下服，则亦顺势以循理。是故三蘖、崇、黎，亟试其鈇钺，而缓桀、纣以悔祸之路。汤、文之为此者以循理，而势已无不得矣。

故朋凶先翦，独夫无助，待其怙终不悔，则羽翼已摧，四海永清，而无反侧之可忧矣。

夫文王之至德，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后东郊大扰，而西土南国，悠然于《棫朴》、《芣莒》之侧，不待觌文匿武以相镇抚，固已有成效之可睹矣。

借令成汤升陑之后，投兵于渊，焚车于野，数世之内，自可无再诰多方之举，然而有所不必也。

天下已无奄、徐，帖然相喻于一王之下，日讲武于国而自可亡疑也。

牧野之事则异是矣，诚有间矣。后同恶之讨，先殷郊之战，低昂于轻重者因乎情，而较量乎顺逆者拂其理。

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则臣主贸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经。非大经，则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霸矣。

冠虽敝也，而亟裂之；源虽浊也，而亟塞之。党邪丑正者实繁有徒，且逍遥而观望，乃櫜弓戢盾以慰之曰：“吾不尔求也。”譬之治疡者，急肉其从溃之穴，而遽矜勿药之喜，余毒旁溢，害且滋深。

故子婴降而成皋之战方兴，王莽诛而长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势也。自非文王培义之深，则商、奄之乱，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与！则惟权衡未审而不协于理之大经也。

故《春秋》者，王道之权衡也，罪均从情，情均从理。邾、郑伐宋，同为外君，则序邾郑上，以邾首祸，不以郑大而畸重之。公及齐人狞于禚，鲁亲齐疏，则人齐侯，而不贬公，不以鲁庄忘仇淫猎而亟诛之。

刘、单从王猛以争立，王猛尊而刘、单卑，则先二子而书曰以，不以王猛违君父之心，而亟诛其竞。

阳虎囚季斯，斯贵而虎贱，则书曰盗，不以斯积僭君之恶，而冀幸其败。

守《春秋》之法以守天下，即可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攻而莫不服，守而莫不信，则牛不必放，马不必归，诘戎兵以防不虞，而人固知其无玉石俱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存攻之势以守，道合于一，而天下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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