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

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来也。自宇文氏定“租、庸、调“之三法以征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应役于官，而出财以输官，为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务简，则庸恒有余，而郡库之积以丰，见于李华所论清河之积财，其征也。

及杨炎行“两税“之法，概取之而敛所余财归之内帑，于是庸之名隐，而雇役无余资。五代僭伪之国，地狭兵兴，两税悉充军用，于是而复取民于输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唯务聚财，复行雇役之法，取其余羡以供国计，而庸之外又征庸矣。

然民苦于役，乃至破产而不偿责，抑不复念两税之已输庸，宁复纳钱以脱差役之苦。繇是而或免或差，皆琐屑以责之民；民虽疲于应命，然止于所应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审，而立“一条鞭“之法，一切以输之官，听官之自为支给。民乍脱于烦苛，而欣然以应。

乃行之渐久，以军兴设裁减之例，截取编徭于条鞭之内，以供边用。日减日削，所存不给，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务，酷吏又以意为差遣，则条鞭之外，役又兴焉。于是免役之外，凡三征其役，概以加之田赋，而游惰之民免焉。至于乱政已亟，则又有均差之赋而四征之。

是安石之立法，已不念两税之已有雇赀；而温公之主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历代之积弊已极，然而民之愿雇而不愿差者，则脂竭髓干而固不悔也。

若夫经义取士，则自隋进士科设以来，此为正矣。纳士于圣人之教，童而习之，穷年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则耳目不淫，而渐移其不若之气习。

以视取青妃白，役心于浮华荡冶之中者，贞淫之相去远矣。然而士不益端，学不益醇，道不益明，则上之求之也亡实，而下之习之也不令也。六经、语、孟之文，有大义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

有微言焉，如玉之韫于山，珠之函于渊，不可浅而获也。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各尽其用也。研之于深，保合变化之真，实体之而以立其诚也。

所贵乎经义者，显其所藏，达其所推，辨其所异于异端，会其所同于百王，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斯焉尚矣。乃司试者无实学，而干禄者有鄙心，于是而王鏊、钱福之徒，起而为苟成利试之法。

法非义也，而害义滋甚矣。大义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长；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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