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武分诸王使典兵，晋不竞矣。彼皆膏粱纨袴之子也，教练不亲，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军容，足以乱尔，而不足以竞。

又、颖、颙、越之交相残杀，閧然而前，穨然而熸，未尝有经旬之战守，而横尸万计，其以民命为戏久矣。不足以竞而欲相竞，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为彊。

刘渊之起，司马颖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刘琨资之也；皆不足以竞，不获已而藉之以竞，而晋遂亡。中国之祸，遂千余年而不息。

使竞在中国而无待于彼，不示以弱而绝其相陵之萌，则七国之反，赤眉、黄巾之乱，袁、曹、公孙、韩、马之争，中国亦尝鼎沸矣，既折既摧而还归于定，亦恶至此哉！

武帝无百年之算，授兵于孺子，司马颖之顽愚，延异类以逞，不足诛也。若夫刘琨者，怀忠愤以志匡中国，而亦何为尔邪？琨进索虏，将以讨刘渊也。拒一夷而进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卢于陉北，不亦傎乎！

夫琨不能驱市人以敌大寇也，诚难；然君子之自靖以忠于所事，亦为其所可为而已矣。智索力穷，则归命朝廷，如魏胜、辛弃疾斯亦可矣，未有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者也。

盖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闻君子之道，则功不遂、名不贞，而为后世僇，自贻之矣。前有不虑之君，后有不虑之臣，相仍以乱天下；国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呜呼！将谁咎哉！

二

司马越出屯于项，非无策也；其败，则越非济险之人，外为苟晞所乘，而内任王衍以偾事耳。刘聪、石勒绕雒阳而南侵襄、邓，使晋君臣兵庶食绝援孤，画雒而困，其必蹙以待尽也无疑。重兵屯于外，则聪、勒进而越拟其后，必不敢凭陵而遽通三川。

故苟晞内讧，越死，众无主，王衍不敢任事，而后聪始决起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是以为越罪，明矣。雒阳之孤危，越不能辞其责；其失也，在秉国之日，不能推诚任贤、辑和东南、以互相夹辅，一出而无有可倚者。

山简纵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挟私争权而内相攻夺，张骏所遣北宫纯之一旅，且屡战而疲矣；怀帝又恶越，必欲灭越而不恤，自龁之，还以自毙；越之处势如此，亦安得不郁郁以死而以溃哉！

夫越非无心者，而特昧于从违耳。一秉政而唯王衍、庾敳、谢鲲、郭象、胡毋辅之虚浮之徒进，以是为可靖兵戎之气乎？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内援，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幸而破贼，国威可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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