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云对复社的了解，是从攻破莱阳开始的，像左懋第这些莱阳名流都是山左大社的成员。

这种了解是非常深入的。

这时候，有一个很怪异的情况，张溥本就是复社之中的领袖，自从当年“五人墓碑记”事件之后，他的名声就已经如日中天。

可这次被墨家扣押之后，复社中读书人的反应并不是那么激烈。

这进一步证明了萧云的判断，复社本质上就是官绅利益的集合体，所谓如日中天的声望，只是一种表象，所以张溥更像是一个工具人。

一个官僚集团用来向上抵抗皇权，向下欺压百姓的工具。

此时，年轻的读书人最是缺少对皇帝的敬畏之心。

口里虽说着“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在乎百姓生死，因为他们所谓的“万民”并不包括底层的百姓。

这些人谁家里没有奴仆，要真在乎底层百姓的忧乐，那就应该先把这些奴仆的忧乐解决了再说。

虽然后世把这些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绝大多数的人也都会把奴隶到封建到资本，称之为社会的进步。

可事实上，这些所谓变革者和统治者都是被逼着改变。

因为物质丰富之后，想要继续独占的奴隶主们，不改变就只有死，而这样被迫的改变根本没有资格谈进步。

钱士升没有萧云这样的见识，但是他能察觉到复社的用处。

所以在得到张溥被墨家扣下的消息之后，就尽快做了安排。

廖福的死，虽说在表面上是他赢了，崇祯皇帝最后也拿他没有办法。但事实上与皇帝对立起来，本身就是最大的隐患。

内阁的权力无论多么大，也永远不可能大过皇权。

所以钱士升很明白自己的处境，这次的差事办完之后，恐怕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朝堂上。

现在的一番准备也是为了将来做打算。

这时候的他，正在等着会见另一拨人——西夷传教士。

受曲阜大会影响的诸多势力当中，要说最受刺激的要数混迹在大明各处的传教士们。

本来他们就是以凑热闹的心态去观礼，顺便再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在墨家的地盘上传教。

可没想到反而成为墨家重点的“关照”对象。

其实自从他们来到大明传教之后，什么样的罪没有遭过，什么样的苦没有吃苦，同样也受到了大明本土教派的排挤，以及部分大明官员的抵制。

发生过的教难也是不少！

只不过这些教难都是以各种罪名进行污蔑而发起，虽说这种方式让西教的传教士们深恶痛绝。

但现在他们才发现，之前的那种手段其实还挺不错的。

因为正是手段的不光彩，才会得到另一部分人的拥护，所以想以那种手段解决掉西教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在大会上萧云所说的那些话，直接打在了他们的七寸上。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正典刑。

这些传教士在大明这么多年，真做过恶事的的确不多。

但无论他们这辈子做了多少好事，只要回答不了萧云的问题，那就直接坐实了，这些人来到大明的目的不纯，所谓的西教也不是善类。

到别的国家行不诡之事，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命的罪过。所以他们要么叛教，要么死，没有第三个选择。

在这之前，西教的人其实并不在乎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是谁，有的人即便帮助大明，也只是为了维系与大明士族的关系而已。

而现在汤若望已经别无选择，若是让墨家得了天下，那他们也会遭殃。

此时来到济南，也是希望能为山东督师钱士升提供帮助。

他不是军事专家，判断不出墨家与大明的军事差距到底有多大。

进了督师府之后，来到了钱士升所在的地方。

直到走了进去，才看到对方迎了上来。

这样的迎客方式其实是很敷衍的，不过总比坐着不动的好一些。

若是那样的话就算是羞辱了。

事实上，钱士升对于汤若望的到访也的确不太在意。

主要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一来，墨家从不碰火器，而西教这些人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火器了。

这次之所以答应见面，不是因为汤若望等传教士，而是与西夷人有着诸多利益纠葛的福建广东的官僚士绅们。

虽说此时掌控海运的是郑芝龙家族，但参与贸易的各种物产可都是大明土地上的产出。

没有物产，郑芝龙的海盗团伙再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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