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许多人的心态，就陷入一种沉浮在猜疑和谨慎的死循环中，也不可避免影响到朝局上来。一方面是对武人专权座大的高度敏感，一方面是对于大军在外，实在鞭长莫及的现实情况。

对待迫于形势不得不为之的放权，以及生怕专任一方积累足够的威望和功勋，而尾大不掉的担心，让的朝廷对待这些将帅的争议一日都没有停息过。

作为这种矛盾和混乱的思想及心态下的产物，是不再轻易授予将帅大局上的全权，对功高德勋的资深将帅，得力部下的刻意分化，遍地新封的节镇军州，以及互不统属的人为混乱。

其中郭子仪的朔方军实力最大，因此是被分化的次数最多，最严重的，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宿将，都是在朝廷的扶持下，从其帐下自立门户分出来。

而崔圆的山南军，虽然是出自老皇帝的诰命，但西北朝廷借着长安兵败为由，又扶持起一个南阳鲁灵，与之分庭抗礼。

而河北四拄臣之首的河北采访处置使颜真卿就更典型了，虽然来滇、贺兰进明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后进，但是稍微闯出些名气后，朝廷就通过分封、转任、新置军镇等手段，让他们脱离了隶属上关系。

还有李嗣业的河西军，作为最靠近行在的一只大军，长安一败，虽然河西兵未受大损，但是他的亲信骨干都被拆分，以提拔为名进入朝廷任事，本人也被派去协助太子襄赞军事，实际脱离了直接的军权。

而作为另一方当事人，出于有意无意需要避嫌，以及稳妥谨慎自保的想法，让那些将帅随着功勋和资望的积累，在行事上也变的束手束脚起来，每逢重大决策，都宁可冒上丧失战机的风险，先要告请朝廷以避嫌疑。

至于长期以来，信奉小心无大错的，动不动就早请示晚汇报的，所谓三请节度使、四奏将军，更比比皆。这种谨小慎微的心态，反映到朝廷中枢，就变成对战局和目的性的进一步延迟、盲目、混乱和昏聩。

要不然在正常的历史上，也不会下令郭子仪的朔方军放弃在河北收复的失地，为了个微不足道的理由，而回师去保卫远离战场的所谓“西北朝廷的安危”，仅仅是为了抓住这一支边军中，实力最强最精锐的力量。就把郭子仪留在朝廷中枢“军咨国事”，而分其部下各自统军作战，坐待到局面败坏的差不多了，才不得不重新外放出去总领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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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朝廷亲自组织和策划，投入无数人力物力，耗尽积蓄和民力的数次决定性大战役，都以失败告终，与其大方略上昏聩和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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