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熟练驾驭中国革命。”

“这只能说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党内执行上级决议不够坚决。革命队伍中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有苏联支持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离开了苏联的指导岂不是更加艰难吗？”

“正因为这些主客观问题的存在，才要求我们要主动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准确地做出对应的政策，趋利避害。

其实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中央苏区的惨重失败给党创造了独立思考、自主发展的机会，长征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生死关头遵义会议上中国**人终于开始收回革命领导权。按照自己的战略战术摆脱了困境大难不死，也算是一次浴火重生。

此后我们虽然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但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解决、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来领导，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全面了解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做出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各种决策。

抗日战争的爆发既是一次严峻挑战也是一次历史机遇。我们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取得了与国民党在战场之外展现各自特点、用实实在在的政绩、战绩争夺民心所向的平等机会。

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没有民众的理解支持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不是靠我们给他描绘**美好前景就能得到的，需要切实解决他的土地、温饱、就业、收入、子女教育、疾病治疗等现实困难。用强烈的对比吸引他们支持、参与我党的事业。

国统区的混乱、**的软弱、官员的贪腐、工业的落后影响着他们的国内外形象，我曾多次提醒蒋介石以及国府高官重将予以改进，可效果不大。我们不需要幸灾乐祸却必须吸取他们的教训，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不做我们就来做，他做不好的我们就努力做好。

政治斗争不一定非要表现在战场上，军事行动只是最后的解决手段，而决定政权归属、政权稳固的是民心、是经济，我们在进行暴力夺取政权准备的同时，应该加大其他领域夺取民心的工作，开始有意识地展开军事之外的各项建设事业，培养经济、教育、技术干部。

周副主席正在国统区做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的工作，陈云、李卓然、林伯渠、任弼时同志在领导河西、绥远、陕西、山西民主政府开展恢复经济、创建工业、减租减息、发展民生的工作，张国焘、陈昌浩、罗荣桓、**正在敌后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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