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我们在外为官。也反复告诫家中亲友克勤克俭、守仁守义，绝没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劣迹。

不过大户人家也有难处。家里人口多、牲口多、在外读书的多，人吃马嚼、消耗极大，再一个官府里按田亩征收赋税，苛捐杂税极多、金额越来越大，全都落在田主头上，负担不起呀！无奈之下只能加在田租里，说起来财主家也不富裕，就这几年很多家破了产。”

陈海松听出他话里的担忧，可减租减息是**能为穷苦农民改善生活处境推行的唯一合法的政策，不能退缩：“王厅长不必多想，我列举的事例只是想说明这种现象的不合理，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地主，也不是要求地主放弃田租，只是希望找到一个缓和矛盾的方案。

我在张掖、绥远的做法可以供大家参考，地主家耕种不过来的土地可否转卖给政府，地主可以拿着这些钱投资商业、投资入股工业获取红利，政府把这些土地过户给没地的农民，从他的每年产出中上交三成抵扣土地转让款，这个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土地不公的问题。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地主不愿放弃土地，政府就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他土地不能撂荒、低价出租土地，地租不得超过土地产出的四成，也就是说真正辛苦耕种的农民至少可以获得六成的收入，租地的热情、种植的责任心就会增加，那么农业的收成就有了保障。

在政府创办的农业银行没有开始运行之前，民间借贷也要规定年利息不得超过两成，严禁高利贷引起的社会矛盾。以后随着政府资金充裕，民间借贷会被政府银行所取代。

为了保护各方面的利益，张掖、绥远取消了很多赋税，地主也好、农民也好负担都是很轻的，为的就是鼓励他们安安心心、扎扎实实把地种好，政府建立了仓储机构，丰年大量买进防止谷贱伤农，如果遇见饥荒可以向外出售平抑物价，需要额外用粮通过市基本场买进。”

李虎臣是苦出身，当年他也是活不下去才当了刀客，从军前亲手杀了当地一个恶霸地主，陈海松说的他感同身受，对他倾向于贫苦农民的减租减息方案很是赞同，连连说好。

杜斌丞是个细致人，很好奇地问：“贵党在两地都不收赋税如何养活官员军队，刚才你说两地的工业规模很大，招收了几百万人在那搞建设，他们的吃喝用靠什么维持？”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财富主要靠农业的产出，土地越多产出越多生活就越好，所以人人昼思夜想绞尽脑汁争着当地主，土地的兼并成为改朝换代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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